北京功德林：将军们的“监狱风云”
北京功德林：
将军狱中风云
金可镂
“你也进来了？！”
真没想到你在这儿！
1956年1月11日，德胜门外功德林第一日，高墙之内，犯人们脸上交织着惊愕、喜悦与激动，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跃然纸上。熟人相逢，仅需轻轻点头、微笑，便能尽释心中喜怒哀乐，无需多言。
今日，大陆上剩余的国民党“蓝军”齐聚一堂——在那场国共内战中，一百余名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，被集结于功德林监狱内。
原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司令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杜聿明，以及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、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文强，还有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、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郑庭笈……这些人中，绝大多数均属于“黄埔系”，他们曾是同一面旗帜下的战友，共同为同一个理想而战，而后又在同一片高墙之内接受改造。
于功德林之中，不复见“杀身成仁”的壮烈，亦无“忠臣烈夫”的英名。昔日威震一时的将军们，一旦丧失了自由，便与市井百姓、贩夫走卒无异。在共产党长期的精神教诲下，他们在此实现了“脱胎换骨”的蜕变。
初进功德林
踏入大门的那一刻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自辽沈战役被俘至今已过八年，郑庭笈被押解至此地“加速改造”，此处宛如一座阴森可怖的正规监狱，任何有生命之物踏入其中，无不感到窒息般的压抑。
北京战犯管理所
功德林一号，亦称“北京战犯管理所”，乃现今公安部秦城监狱的渊源所在。
功德林，位于北京德胜门外，曾是古城中的一座庙宇。在清朝末年，此处被朝廷辟为“京师习艺所”，成为中国首个劳改机构。1915年，随着北洋政府的统治，其名称更改为“京师第二监狱”，并经历了多次改造。自1928年起，国民政府将功德林用作关押政治犯的专用场所，亦称“北平第二模范监狱”。1949年初，中共接管北平，直至1960年3月，关押在此的犯人迁往秦城之前，这里关押着百余名……国民党将军先后走进功德林。
1986年8月，功德林监狱的废墟被夷为平地，其旧址如今成为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办公场所。尽管如此，周边的几栋住宅楼依旧沿袭着“功德林小区”的名称。然而，除了新民胡同中尚存的一截斑驳的残垣断壁外，那座昔日被誉为模范监狱的遗迹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郑庭笈回忆道，功德林占地广阔，达百亩之巨，四周环绕着高达丈余的围墙。步入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广场，其上还保留着曾经插放绞刑架木桩的洞穴。广场南侧排列着三座房屋，房屋之间点缀着两个花园，园中有一株珍稀的梅花，枝叶繁茂，盛开时尤为迷人。郑庭笈常在此漫步，拾起几片飘落的粉红色花瓣，轻轻嗅闻，享受着大自然清新甜美的气息。
位于大门东侧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。监狱的核心区域由八条呈放射状分布的胡同构成，这些胡同的交汇处矗立着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八角楼。一名哨兵伫立楼顶，俯瞰着胡同内的所有景象。八角楼底部还设有几座规模较小的八角楼，它们的大门直面胡同入口。每条胡同都设有铁栅栏，而胡同大门上方，灰色的墙壁上则悬挂着圆形黑底白字的木牌，上面分别书写着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”的字样。
1949年6月，在襄樊战役中不幸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（黄埔三期校友）与少将处长董益三（黄埔六期毕业生），率先成为了功德林的“新居民”。至1950年11月前后，杜聿明、文强、黄维（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、黄埔一期校友）、宋瑞珂（原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师长、黄埔三期校友）、杨伯涛（原国民党……）等也相继加入其中。十八军昔日少将军长、黄埔七期校友，以及曾在华北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将领，亦被押解至此地。
1955年岁末，中共作出决策，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实施集中管理。功德林监狱遂成为关押级别最为崇高的场所，其中仅限军队中将级以上军官，而文职官员则需达到省主席这一级别。
沈醉
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，集中到北京来“加速改造”后，生活待遇提高了，带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，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，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，“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，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。”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。原国民党中央委员、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全国“镇压反革命”期间差点被枪毙，后被押至北京，在赴功德林途中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，他对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鞠一躬，说到：“我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，来它个高枕无忧。”
有人抱怨道，这种处理方式，说明在共产党的天下，干事就要干大的，做官就要做大官，“官越大罪越大越没有事，官小的就遭了，还杀了。”中共的干部们便解释说，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，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，才能较好的接受“改造”，而且他们“改造”的时间比一般人长，所以待遇要高一些。一听“改造的时间较长”，也就没人再继续闹了。
思想改造
在功德林，众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齐聚一堂。依照管理处的规定，他们彼此之间均以“同学”相称。日常的学习、生活与劳动管理，则由犯人群体中选出的“学习委员会”负责执行。
王耀武，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，亦为黄埔三期毕业生；宋希濂，昔日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中将主任，同是黄埔一期生；曾扩情，曾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，亦为黄埔一期校友，他们均被选为学委会的成员。学委会下设十三个学习小组，每组配备组长及副组长数人。在学委会的统筹安排下，成员们每日分时进行半天学习与半天劳动，闲暇之余，亦会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。
“第一组先‘死’，第一组‘死’了，第二组‘死’……”这样的喊声常常引来一阵笑骂：“你若是想‘死’，那就去‘死’吧，我们可不想跟着‘死’。”
在文强看来，郑庭笈堪称功德林中的佼佼者，他尤其喜爱吟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这首激昂的旋律，“尽管音准略显生疏，却饱含着深切的情感。”与文强积极改造的鲜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。
文强
初踏足功德林之际，管理处负责人要求文强撰写悔过之书，他却毅然决然地予以拒绝。这位昔日的共产党员、军统中将，情绪激昂地高声宣称：“毛泽东是我的亲表兄，朱德曾是我尊敬的上级，周恩来是我的恩师，也是我的入党引路人，刘少奇的家与我家相距不过二十里，是他们未能将我教导成才。若需撰写悔过书，那便应由他们来执笔，我绝无此意！”
于功德林之地，所书之篇章远不止悔过之词。戊字胡同的走廊西侧，一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块洁白的床单，床单之上，赫然贴有一张白纸，上面以遒劲的篆体朱红字体书写着“新生园地”四字。床单两旁，红纸上则镌刻着“改恶从善，前途光明”八个醒目的大字。此即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官方刊物。
在阐述形势时，总是用“当前形势一片大好，且愈发向好”的措辞；在解读文件时，则习惯于宣称“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，其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”。
闲暇时光，囚犯们聚首一堂，总有无尽的故事在唇齿间流转。沈醉回忆道，他们最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在征战沙场时如何“过关斩将”，以及在官场中如何平步青云、财源广进，谈及这些往事时，他们无不谈笑风生，毫无顾忌。
在雷皓这位功德林监狱管理员的眼中，国民党内部曾深陷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。即便在功德林，众人虽着同一囚服，但矛盾依旧存在：正规军人对特务分子抱有蔑视，嫡系将领对杂牌将军嗤之以鼻，文官与武官之间的隔阂亦甚深，“正是这种纷繁复杂的矛盾，为我们深入了解并掌握他们的真实面目提供了便利。”
沈醉曾言，在闲聊之际，常有不怀好意的“亲政府派”突然插话，他们随即一致转变话题，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新近发布的文件。待此类人离去，众人便又回归无拘无束的闲聊。这几乎成了战犯们的一大乐事。
正因如此，尽管特务出身的沈醉未曾亲身经历战火，他却对黄埔建军、击败陈炯明、攻克惠州，以及北伐时期的汀泗桥之战、龙潭大战，抗战期间的台儿庄大捷、湘西会战等历史事件，了如指掌。然而，一旦提及国共内战，将领们无不似关公“败走麦城”那般，对往事不愿多加追溯。
宋希濂
宋希濂平日里酷爱吟诵古诗，有时竟能一口气背诵上百首。有一次，他吟至后蜀王妃花蕊夫人的《述国亡诗》中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。十四万人齐解甲，宁无一个是男儿。”之际，眼眶泛红，泪意盈盈。原来，这位曾率领十四万雄师、被誉为“黄埔之光”的将领，也在四川之地被俘，无奈解甲归田。
劳动改造
在实施对被俘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“改造”的措施时，中共秉持的政策方针是“以思想改造为核心，劳动改造为补充”。
除了日复一日的理论学习与思想探讨，他们还需每周投入一定时段参与劳动实践，诸如缝纫、理发、烧水等，实行“自愿报名，量力而行”的原则。
一位曾就读于功德林5号院幼儿园的北京市民回忆道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幼儿园与功德林监狱仅一墙之隔。她时常从监狱的后方经过，那里常可见到众多身着黄色军服的男女，他们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，亦有年纪稍长之人。尽管他们身着军装，却未见帽徽与领章的点缀。其中许多人容貌端正，举止儒雅，宛若今日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往往面容严肃，动作从容，不言不语，更无笑容。
1958年10月，功德林监狱管理处发出公告，号召犯人自愿报名，前往京郊的秦城农场参与劳动。正如沈醉所言，这一消息一经传开，即刻掀起了汹涌的思想波澜，众人无不既紧张又兴奋，情绪数日未平。
燕山东麓，公安部秦城农场坐落其间，山涧中流淌着潺潺的清澈溪水，源自于燕山脚下那碧波荡漾的汉白玉石湖。水声潺潺，温润宜人。山腰之处，可见龙泉寺遗址的遗迹，公安部绿化队于寺前搭建了数十间平房，这里便是犯人们在秦城的居所。从功德林至秦城，他们得以亲近青山绿水，遥望碧空蓝天，置身于广袤的农村旷野之中，顿感耳目一新。
依据体力的不同，前来此地进行劳作的囚犯们被划分为五个生产小组，每组人数在十至二十名之间。其中，第一、二生产队主要负责大田农作，专注于蔬菜的种植；第三队负责拆卸废弃的砖窑，并修建猪圈与鸡舍，被称作“建筑队”；第四队则负责果树和葡萄的栽种与照料；而第五队则是象征性的半劳半休队伍，队员均为年迈的“老将军”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饲养鸡鸭。
郑庭笈
53岁的郑庭笈被分入体能较强的第一组。他感慨道，那些在战场上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，到了田间地头却显得力不从心。按照要求，每人每天需挖掘一个直径两米、深度超过一米的鱼鳞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直到第三天，他才勉强完成了一个半，这在众人中算是中上水平。然而，到了第四天，他已无法挺直腰杆。
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牟中珩，虽岁月在鬓角留下痕迹，却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斗志，工作中总想与年轻力壮的士兵一较高下。文强曾形容，牟中珩半头乌发已随风而去，无论寒暑，他从不戴帽，无论风霜雨雪还是烈日炎炎，只要投入劳作，便可见他头上蒸腾着热气。在他担任饲养员期间，母猪产下了一窝猪崽，牟中珩如慈母般昼夜守护，其中一头猪崽因奶水不足而夭折，他悲痛不已，泪水纵横，甚至撰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书。
在这一年中，犯人们首次在秦城农场迎来了春节。大年三十的夜晚，他们对于上床前鞋子摆放的方向特别留心：鞋尖必须朝外，如此一来，次日清晨起床后便能轻松穿上鞋子，迈向外界，寓意着新的一年能够迎来好运，实现“走出去”的梦想；反之，若鞋尖朝内，起床时脚下仍然朝向床内而非外部，那就意味着新的一年依旧没有希望离开。
恰逢次年秋风再临，他们皆眼前一亮，窥见了那“走出去”的曙光。
分批特赦
1959年9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重磅消息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庄严决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，我国将实施特赦。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中，首条明确规定：“对于关押十年、确已悔过自新、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，将予以释放。”
最先听闻这一喜讯的是徐远举（前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，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），他担负着当天下午分发报纸的任务。徐远举逐字逐句地阅读报纸内容，当“特赦”二字从他口中滑出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。突然，一声尖叫划破宁静：“这下好了，我能和妻子团聚了！”只见站在后排的宋清轩（前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）激动地大喊一声，随即脱去上衣，裸露着上身，在附近的柿子树林中狂奔跳跃，一边奔跑一边高呼着那句话。文强回忆起那场景，康泽在听闻喜讯后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口中喃喃自语，竟一时语塞，身体一晃，险些跌倒，当晚便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急救。
然而，鉴于特赦名单尚未公之于众，一种患得患失的情绪在犯人们的内心深处来回摇摆。
郑庭笈连日来夜不成寐，每当合眼，眼前便浮现出一位面容严肃、表情严厉的法官身影。醒来时，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期盼自己能够获得自由。在用餐时，他常常陷入沉思，几次将菜肴送至鼻尖，却未能动筷。
廖耀湘，前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，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，曾感慨道：“那几日，人们夜不能寐，频繁起夜，往往一夜之间起床六七次。胡同之中，人来人往，似乎人人如此。”
对于被监禁于功德林的这批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中共虽将其定性为“战犯”，却未曾对他们进行审判，反倒是给予了他们非同寻常的礼遇。在中共宣布实施特赦政策不久之后，这些“战犯”们便被邀请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国庆庆典。
在阅兵台下的观众席上，随着机械化部队和重型战车轰鸣而过，众多“战犯”纷纷低下头颅。沈醉对此感到困惑，不解为何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对这场阅兵并无兴趣，便向坐在身旁的廖耀湘司令官询问。廖耀湘听后，只是连连摇头，并轻轻叹息。“愚昧啊！你没看到这些重炮和坦克，不都是我们曾经失去的吗？”在旁人的点拨下，沈醉这才明白过来，那些熟悉的武器装备，不过是换上了不同的旗帜。
在国庆佳节两个月之后，位于功德林的监狱礼堂内，那些曾被称作“战犯”的人们，终于迎来了特赦的庄严时刻。至此，首批获特赦的人员名单才得以揭晓。随着法官逐一点名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杜聿明、王耀武、郑庭笈、宋希濂、杨伯涛、陈长捷、邱行湘、周振强、卢浚泉。
名单上的十人迅速被宣读完毕，其中八位均出自黄埔军校。台下的无人被提及者纷纷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：“完了？！”，而那些被叫到名字的人则兴奋异常。
“我的血液仿佛凝固，凝固成了一座冰封的峡谷。”郑庭笈回想起那段时光，耳畔似乎回荡着黄埔军校教官的严厉喝令、战场上枪炮的震耳欲聋的轰鸣、逃难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哭号声，以及秦城农场鸡鸣的嘈杂与锄头落地的铿锵之音……这些声音交织成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，“我仿佛穿越了血雨腥风的战场，蹒跚着行走在荆棘密布的小径，终于抵达了那片康庄大道的尽头……”
数月前，首批“战犯”重获自由，管理处随即宣告，功德林监狱内的所有在押人员均被转移至秦城农场服刑。有人虔诚地合掌祈祷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下算是功德圆满了。”自1960年至1966年文革前夕，中共陆续特赦了五批国民党“战犯”，几乎每年都有一次特赦。到了1975年3月19日，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人员走出监狱，至此，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“战犯”问题终于得到了全面解决。
本文首发于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原定标题为《功德林监狱风云录》。
